李皖:

醉在现世,醒在此生 - 李皖 - 李皖的博客

 

        设想一下“清醒”几位成员的歌唱状态,对我们即将进行的分析是十分有益的。“清醒”是个乐队,但这个乐队并不是一天到晚除了作音乐,便没有别的正事可干。他们既不以摇滚为职业,也不以作唱片为唯一生存手段,他们有自己的主业,或者说,摇滚乐只是业余爱好而已。所以,他们不必时刻作思考状、反思状或反抗状,以精神生产养活肉体生存;也不必孜孜以求于大众的事业来装满自己的钱袋,他们因为爱好而歌唱。这种业务性质相反赢得了一种空间:现实生活并没因为职业化的抒情需求而被抛置在一旁,与创作形成两个彼此隔离的孤岛;也没因为职业化的批判状态,而暗埋下拒绝形而下的——同时却是自然而真实的——生活的种子。这一点在摇滚乐那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:由于时刻把现实作为审视的对象,职业的批判家往往与真实生活隔起一道永远的隔膜,因为过分的戒备,现实生活永远不是他生存其中、血肉难辨的真切体验,而只是一个客体,与之无关的客体,他用时刻保持警惕的独醒姿态与凡俗生活拉开距离,独辟出一间相对绝缘的阁楼,在上面以置身局外的超然居高临下地观看,未临其境先予抨击。他是一个动嘴不动手的人物,像一幅漫画所写的:做事与不做事的最大区别在于,后者永远拥有评论的资格。其实不单是职业的写家存在这种危险,存在这种危险的是生活中相当一类人,他们以“清醒”之态排斥一个新兴的——事实上已无法逆转的新世界,或把自己封闭起来,沉迷于怀旧或怀古,对新的现实不闻不问不理不睬;或拿出头脑里的旧理想、旧伦理、旧意义,也不管它自身是否早已不堪,只管照现实的一切横排砍去。职业批判,或者生活中过分的“清醒”,都不自觉地滋生着一种拒斥力:拒斥新事物的体验,拒斥政治和信息的作用力,拒斥经济和现代活动,拒斥人群和城市的冲击;最要命的是最后,他拒斥了真实的、现世的生活,划清界线,把自己悬挂到了众生和今生以外。
       而“清醒”却没那么清醒,他们生活了。办公司,拍动画片,开发游戏软件,开自己的车在高速公路奔驰,操纵电脑在全球互联网上寻找自己喜欢的网页。正是这种新生活的体验,使“清醒”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音乐形态。这张名为《好极了!?》的专辑,为中国的摇滚乐划下了一道分界:“清醒”是现在的声音、城市的声音,“清醒”表达了城市的感受。那么,以前的音乐人没有表达城市的感受吗?比如张楚 、窦唯,或者蔚华、崔健,甚或更近一些的许巍、郑钧、“鲍家街43号”?很明显,他们不仅表现了,而且表现得相当深刻。但是经常,张楚、窦唯表现的是一种抗拒,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原我,一种前经济时代形成的精神内核,他们的体验不是新生活的体验,而是新生活形成冲击之时原我的激烈反应。从根本上说,张楚、窦唯是站在城市新生活对面的异己分子,而“清醒”则是城市新生活的新生儿。当新生活的冲击与个人原我的抵抗旗鼓相当从而相互抵销之时,张楚和窦唯逃离了,他们描述这种抵销而不至于无话可说,以自闭的喃喃自语获得了一枚新/旧生活的橄榄,让我们回味和想念,让我们恍若隔世和浑然自忘;而我们置身其中的城市,却依然悬置在我们的经验之外。
        “清醒”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转折。面对汹涌而来的新世界,“清醒”的五位年轻人不是批判、排斥,而是进入其中生活和感受了。从此,新时代有了发言人,90年代以后的中国城市生活有了它的知觉者和表达者。但是,没必要对“清醒”格外另眼相看,以为它是突乎其来的天外来客,那样做将是反历史的。事实上这种城市知觉是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发育一起来临的,它的潜流从“黑豹”那种有点突然的城市情状曾让我们大吃一惊)开始,一路流经南方摇滚、王磊、骅梓(一个从声音上城市化的奇异突起)、雷刚与“天堂”,只是一直,它的内部存在着相互排斥的抵触;到了“清醒”这里,内在的转变、新生的各种质素一下子集中了,摇滚进入了现在时态:不仅歌词书写我们正经历的,只听那声音我们就感到:没错,这就是那个包围着我们的新城市发出的呼吸,是办公室、商业街、信息传播、摩登生活所蒸发出来的声音。
        很显然,“清醒”也有原我,但他的原我不是那么固执地排斥非我之物,用一座批判的堡垒把自己围困起来,与现代城市展开一场寸土不让的狙击战。“清醒”不反对新生活,他们没有像守住贞节似地对异己之物一概加以否定,而是乐于去接触。先体验、认识,然后再回味、品评。对这个城市,“清醒”是投入其中的,这种原我的投入,使“清醒”的歌唱既不呈现为高高在上的批判(如某些摇滚乐),也不呈现为浑然忘我的享乐(如某些新潮舞曲),而呈现为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,就像唱片标题所表露的:“好极了!?”这好极了的感觉,既是一个感叹,同时也是一个问号。因为在发出对此生活的怀疑之时,评判者自身已深陷其中,他反映这种不适,但他同时就是这不适本身——“我在工作不能停”,“星期一和星期二我给了谁?星期三和星期四我给了谁?星期五和星期六我给了谁?星期天我给了谁?”在冒出这一连串问号时,这个问问题者既有一种逃离的愿望,又有一种不能逃离的悖谬,因为他想逃离的,原本就是他的生活本身,不这样又能如何?所以清醒从不断然地拒斥什么,他的拒斥可疑而含糊。“你的电视坏了 你的眼睛就好了?你的手表是停的 就表示你很快乐?就表示你很快乐?好极了!?真的好极了!?好极了!?”在向自己(而非局外人质问众人)提出这些问题时,一种充满怨气而又无可奈何的牢骚,一种星期天的懒散和暧昧,随着松弛的、循环的、中间突然乱了套的吉他和鼓声而弥散开来。
        这城市本身的表情这回算真正露出来了,并由于它与反对者血肉难分的关系,而变得尤为深刻。这不是偶然的。可以说,“清醒”是极为自觉地与旧摇滚说了再见。乐队主创沈黎晖说:“他(叛逆的摇滚乐)说的事情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。”“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向周围的事物问好呢?”他又不无恶意地用一句刻薄话加重自己的语气,“如果你不热爱生活,那你就去死吧!”
        于是,放弃单纯的批判,收敛起审视融入对象之中,就成了“清醒”不同于以往摇滚的最鲜明之处,而城市的真容便在这种融入中一层层显现出来:《十月》末尾出现了城市光影涌流不息的印象和变形的人声;《收音机人》从头至尾笼罩着黑沉沉的氛围、空洞的回响、人的物化感觉,除了不时出现的电波声、电噪声,背景中还始终轻响着一层莫名的嗒嗒嗒的声音;《口香糖生活》结尾处激昂的吉他,满载了城市生活的流光溢彩,形成壮观的城市之流;《旋转的房子》不可抗拒的强烈旋转效果和闪耀耀眼光芒的器乐乱晃,让听者仿佛置身于不夜城的巨大游乐场上;《嘿 我爱你!》情绪紧绷后突然松弛所带来的闲散和宁静,电子蜂鸣声伴随一连串简单的表白,让我们感到新鲜和似曾相识;《走着入睡》强烈的现实/梦幻感受,恰如闲走在街市上,一瞬间的恍惚使巨大的人流和夜景忽然寂静无声。所有这些,都有着城市生活的典型情境,或者表现为与城市情境暗暗对应的新的音色、音流。因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判断,大陆摇滚到“清醒”这里开始明确转向;转向的最深刻标志,是音乐所呈现出来的物性,充满了现代城市的气息。《好极了!?》专辑给人的整体印象,是一个冷色调的城市,通过以下元素表现出来:如金属反光般闪亮的电吉他清冷的回荡;神秘掠过的电子波流;贝司低低的颤动,有点儿虚拟的空间感;似隐似现、半真半幻的人声;所有这些音型、音色都在空旷中回响和飘荡。整体感觉虽是冷漠的,却有斑驳的色彩和鲜亮的城市景象在始终流动;歌者的内心是低调的,但是并不伤感——准确地说,是有一些伤感,但又不怎么确定。
        这是一种暧昧的若有所失、若有所思的状态。通读《好极了!?》的歌词,你会发现,很好懂,又很难懂。好懂,是它并没有什么深奥的思想,抒情主体的头脑并不复杂;难懂,是它给了你一些印象,但所有的印象都是模糊的、不真切的。那么它是什么呢?——是所有事物都在运动的一瞬间,坚实的一切转眼被时间之风像雾一样吹散。有一个东西可能“清醒”自己也没意识到,它已成为沈黎晖(所有歌曲的词曲作者)的一个思维特征,而在一首首歌曲里一再反复地出现。这就是,歌词中的我总是同时处在两个维度上:一个是过去,一个是现在;或者说,人站在现在但意识在过去,像相机拍下的子弹穿过苹果的影像——他在这里,又不在这里。这些歌词总有一对“过去——现在”的并置意象同时涌入脑海,在《记忆散落了 没有声音》里,是田野——摩天楼,花——街;《十月》里有下午(现在)——过去、去年——今年、昨天——今天、工业——麦田;《嘿 我爱你!》里出现了昨天——现在这一对词汇;《收音机人》里,这一对词汇变成了今年——童年;《口香糖生活》一开篇并列的则是生活——故事。在没有出现“现在——过去”这一对并列意象的歌词里,其运动瞬间之实却无一例外地发生了:这就是时间不知不觉的流动。《好极了!?》从工作日流动到休息日,从星期一流动到星期天;《永远的一天(LUCIA)》从早上不知不觉流动到晚上,代表的句子是:“云影移动 树影移动 钟表移动得很快/天色暗了 你在闪亮 照亮这黄昏”;《走着入睡》则是各种场景消失瞬间的慢镜头:“平静的我和所有陌生的人 擦肩而过/汽车远去然后灯光亮起 在蓝色街道/飞翔的鸟可以停下歇息 随夜逝去/我的情感伴着潮湿空气/弥漫”。呵,弥漫、升腾、模糊、消失,“我已走着入睡”,多么美丽的城市现实中的超现实之梦!“清醒”面前的景象永远处在流动之中,永远在不觉之中消失无形,而面对着这景象的人声,则永远处于疏离状态。
        “清醒”是怎样放弃摇滚的叛逆的,“清醒”是怎样忘却了批判的职责的?我们不妨在其具体作品中来考察一下。有几次,“清醒”几乎好像要批判了,如《十月》首段:“重复在重复 去年 也是今年/单调 单调 昨天 也是今天”,但紧接着我们就发现,不是批判,而是一己之感受:“守候 在麦田 灵魂 已出窍/十月的风景 凝固 在最后”。《旋转的房子》面对机械、工业等“这儿发生的一切”,问:“该不该庆祝?”“要不要改变?”但这个念头旋即被紧跟而来的城市狂欢打破:“但我们只能这样疯狂地旋转”,“但我们仍然满脸幸福地旋转”,于是旋转,旋转,思想和评论荡然无存,整部歌曲最后变成了音乐的疯魔。“口香糖生活”,这歌曲标题几乎已经是否定性的指认,但对这个嚼得已没有味道的生活,接下去的说法却是:“我明白 你已经厌倦/可还未找到 离开的理由/不用说 我也不用说/让我们无语”;“没有人离开/也没有人愉快/没有缤纷的色彩/没关系没关系”。这“没关系没关系”一句,简直像无脑儿一般一副愚蠢地唱出来。正是这愚蠢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态度:“清醒”没有圣人般地站到众人之外去,像个指路明灯般地一脸不屑说“你们错了”,他本人就是城市生活的承受者。他知道这些问题并不能像个局外人那样简单地责备,他的不满和不适是一种缠绕其间的感受。心里逆反着,但还是每天与它为伍;知道这些不好,但谁也没离开;你不用说,我不用说,没关系没关系。
        感受压倒了评说。因为进入了生活内部,而懂得了简单反抗的局限性,这只是“清醒”不太那么爱指指点点的一部分原因。另一部分原因,也是“清醒”最可玩味之处,还得数他们作歌时的心态——是因为喜欢!他们作音乐的最大动力,是对音乐的着迷。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断,是因为,“清醒”的音乐无时不散发着强烈的嬉玩本性。所以,对他们来说,首先是着眼于音乐,而不是着眼于批判;音乐之外的目的,比如社会批判、现实意义,比如文化建树艺术造诣,或者他们自己比较认可的——用音乐记录自己,都是在对音乐的实现中自然完成的,是朴素的玩性——音乐之(娱)乐中完成的。创造一件艺术,喜悦于其中的美和创造,这使他们忘记了一切,不再视深刻或尖锐为摇滚乐的唯一意义:《永远的一天》是单纯地对美的沉醉,《嘿 我爱你!》是简单的一两句话的爱情表白,这种缺乏思想的作品不仅没有导致浅薄和堕落,相反产生了另一种深刻——美的深刻。前者的陶醉,造就了整部歌集中最美的一章;后者在张与弛、虚与实、乱与序中的巧妙腾挪,则表现出决非简单的艺术匠心。而与整张专辑思想的贫弱形成鲜明反照的,是整张专辑色彩饱满、从头至尾散发的浓厚的艺术、美术气息。
        艺术有它自己的目的,“我们不该忽视美!”对于这一点,中国人经常会忘记,并且经常会有意地加以诋毁。伦理型的中国文化,一直重视的是艺术的政治、教化意义,而忽略了艺术那种属于生命本真的欢乐和陶醉。在伦理思想笼罩之下,除了个人对群体的隶属感,还诞生了艺术对文化的隶属感,衍生出重思想性、轻音乐性的音乐美学体系。一旦找不到思想的意义,音乐本身便像失去了根基,失去了合法存在的依据。摇滚乐一度被“批判文化”彻底归纳,便是这观念的典型症候。而在其他很多方面,艺术从文化独立、让音乐成为音乐的努力,一直都显得很势孤、很苍白,也很理屈词穷。
        “清醒”的创作,提供了一桩很重要的事实:爱好,以及从爱好发源出来的玩性,它们是一种极其珍贵的东西。尤其是当它变得严肃起来之时,有可能成为对真实的良好保护,而专职文化批判的过分自重,却有可能毁掉自己,走向真实的反面。源于爱好的玩性有效地避免了文化的功利心,并预先包含了对凡人生活的肯定。专职文化批判始终自持的雅趣,如果不是有适度的幽默感作保护,便可能预先埋下文化专制、文化凌驾于生活之上的伏笔。“清醒”并不怎么视批判为唯一目的,也不怎么视摇滚为唯一目的,这是一个可爱的态度,这态度是时代所带来的。它使我想到,在旧体系崩溃,共性意识、社会理想失落的年代,个性意识、审美理想却可能得到宽松的空间,从而迎来艺术的空前发展时期。“清醒”提供的第二桩重要事实是,它的创作表明,用外来形式表达我们自己,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。“清醒”的音乐深受英国摇滚影响,几乎没有民族音乐的因素,但我们并没感到这是一种COPY文化,而深感其中有中国人自己的感觉。确实,随着世界过程的一天天深化,世界的空气正成为每一个国家的空气,大量外来文化——物质的和精神的、有形的和无形的——正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平常的体验;在现代城市生活中,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世界公民,全球文化生活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,也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。这是中国人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、将可能表达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人现代都市感受的一个内在依据。
        确实,我们应该看到这城市,我们应该经历这身边的生活。中国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情境,时代正在改变,但大量新鲜的感受没有被表达,大量新涌现的问题没有被揭示,新现实上的新人生,没有被总结:新物质世界引发的新精神世界,正在全面形成,但很少有人看到这整个的图景。明明生活在现世,思想者和抒情者却宁愿流连在前人的世界,自得于昔日的深刻,却对今日的现实无知。在摇滚乐领域,“清醒”只是一个开始,一个粗疏的开始。它既是超前的,又是不够的。“清醒”音乐里那冷色的城市意象,荒漠的人物感受,更多地得自于西方人感受的,通过文化制品、卫星电视又给予我们以感受的影像、电子传媒、现代艺术。仅从“清醒”采用的英国新浪潮音乐语言而言,这种艺术及其它所反映的时尚、科技气息,已远远超越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感受的印象。而另一面,我们自己的印象,如半市井半都市、半小农半时髦的独特气味,旧工业与互联网并存的时代景观,从政治到经济、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特征,却并没有被恰如其分地创造出来,变成“清醒”的音乐语言,所以,就它所表现的城市现实而言,它又是远远不够的。
        1997年底,与“清醒”的出现差不多同时,大陆出现了又一批摇滚专辑,从部分专辑——如“佤族”、歇斯、“北极星”——的表现看,它已经陈腐得没有一点儿真生活的血肉。对他们而言,正眼瞧瞧这眼前的世界,也许比批判、坚持、苦行或者音乐的死磕,都更显得重要。二十世纪末中国人正在经历的现实,需要它的身历其境者的亲身见证和认识,当然,也需要批判,但抵触不是批判,一味排斥只能说明自身的虚弱。在这里,“清醒”先用粗浅的感性介入了,我想,这是一个必经的起点,它会生长、会发展、会壮大,最后达到对新时代的总结和批判——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的批判。文化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有一点是相似的,科学发展总是在新的科学现象、新的科学发现的推动下进步的,同样,文化发展也总是在对新的社会现象、新的社会形态的接触和深入中进展的。九十年代以来的这些日子里,中国大地上曾出现多次对新时代的讨伐,尤其那些极其激烈的言论,我以为都有闭上眼睛不看的意思。现在,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998年2月11日忙中

 

 收录于《我听到了幸福》,三联书店2003年1月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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