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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么早就回忆了 - 李皖 - 李皖的博客

 

         这一年,高晓松27岁,但已经开始回忆。他给我们带来了《高晓松作品集》,好像最美好的东西都留在身后了。他开始回忆,如此旁若无人,如此铭心刻骨,如此叹喟感伤。唱歌的人哭了,他想起了他和女友一起在八中校门口树上刻下的字。这时,他在唱《青春无悔》。
        于是高晓松说:感谢你们,还能记得那些日子,唱那些多年前的老歌。感谢你们在录音棚里还能流下眼泪,洗刷这肮脏名利场带给我们的羞耻。
       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,这不是件令人惊奇的事吗?作为高晓松的同龄人,我不只是惊奇,简直是震惊。27岁,本就是人们所说的青春年华,本应该朝气蓬勃、开创未来、一往无前,但他没有,他什么也不做,只是为过去感动。
        如果联系同样年龄的一群,这震惊也许还要大。从窦唯《艳阳天》到桦梓《不要匆忙》、从章鹏《走在瞬间》到金得哲《梦幻田园》……他们不也在忘情地回忆吗?或者跟回忆差不多的幻想?“这一切都让人生出恍惚之感。多么像呵!像什么呢,‘真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’。……各种记忆中残存的声响——电子游戏机的配乐,乡村河边的桨声,社戏的喧闹,城市里现代生活的杂沓,以及花开花闭的想象空间……多么完完全全的记忆呵!看来,‘可爱’的窦唯在帮我们回忆了。回忆‘多么好’呵,连痛苦都可以细细揣摩,品尝,一点点地咽下去。”(王笑领《琥珀》)
        我不得不进入“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”这个命题,虽然在一篇文章中,我已经否认这是一个真的命题。代,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,代就是一群人共同的命运。从一开始它表现为一种共同的经历;随后它表现为对这经历的无可奈何,以后的人生都被这经历所左右。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有他们的共同经历吗?有,但只存在于他们生命的初年,对其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,莫不产生于成年以后,并且,后来的这些事件,是个性的不是共有的;是分散的不是整体的。所以在那篇文章中,我认为“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是一个假问题”,从这一代开始,新的群体将是在新的、并非一统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新的阶层、族群。
        但这生命初年的经历却开始真真切切发生作用了,在这个转型的时期,在这个过渡的时期。怀旧,早年就像暮年那样的怀旧,或者说跟怀旧一模一样的东西,幻想、漫游、疏离、感伤等等东西,从一部部作品中散发出来,竟是那么浓郁、清晰、经久不散。
        我们可以从高晓松的作品里寻访这经历的部分秘密,它半露在歌词里,透露在文案中,隐藏在真情滚落的每一个音符之间。一方面他是小布尔乔亚的,一方面他又是豪情灼人的,这后一部分最深刻,我将之称为“想象中的辉煌”,一种六十年代人特有的辉煌。
        《好风长吟》用了那么大的难度、那么高的腔调、那么激昂的乐器,到了人声能胜任的极限,并且说:“开大所有的音量,再开大,这将是我们最后的勇气”,而歌中所言,是歌者只在武侠书中“经历的”酒喝不醉、独骑万里、一笑泯恩仇的千古豪侠。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,用大乐、合唱,我想有可能,如果条件许可,高晓声或许会在这里拉来一个最大规模的合唱队,齐声合唱“白衣飘飘的年代”那一句,那是一个他好像经历过的诗人的时代,骠悍的壮阔的伟大的时代。没有多少人还看月亮了。那个诗的时代死去很久以后,有一天孩子们问:“那本书写的是什么?”“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唱起了歌,我唱起了歌。”这一段回答口不择言一涌而出,是已经忘记了那本书?还是拷问自己的改弦更张(不做白衣胜雪的诗人,而做了沉浮于世的歌手)?要么就是长歌当哭?都是吧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紧紧地裹住了这首《月亮》——像开头说的:你是唱挽歌,还是祈祷?
        而《回声》也会用四十年代严肃歌曲的那种曲风,唱“我终于没看清你说的是不是再见”。而这整部歌集都是一个回声,回声里才有生命,高晓松所认为的生命中的价值,就留在这回声里:它面对着直冲过来的社会大潮,以“向后看”的姿式标明自己的热爱永不更改,这热爱是情感,心情,未被社会教化的真情、歌和诗。
        许晖是一个对这一代有深刻体悟的论者,关于这种“想象中的辉煌”,可以引用他在《疏离》一文中写的一段文字作映照。对说明这种辉煌,这段文字有着惊人的揭示性,可以作为我们楔入这一代的一个极好的楔子,许晖说:

        我曾经提出过“六十年代出生的人”的概念。这个概念是想说:我们诞生在六十年代,当世界正处于激变的时刻我们还不懂事,等我们长大了,听说着、回味着那个大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事迹和风景,我们的遗憾是多么大。我们轻易地被六十年代甩了出来,成了它最无足轻重的尾声和一根羽毛。崔健1994年出版的专辑,其实是对我们这代人下的一个精到的定义和总结:红旗下的蛋:但是,它下得太晚了。
    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宿命:一方面,我们不甘平庸,因为我们毕竟赶上了大时代的尾声,它使我们依然心存向往而不像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样一张历史白纸;另一方面,我们又有劲没处使,因为所处的是日益规范化、组织化的当下社会,大环境的平庸有效地制约了人的创造力。
    那么,我们就“只能回到内心左右看看”(张楚歌词),在内心寻找一种渴望已久的历史完整性。时代是前定的,它恰巧轮回到了这一圈:我们出生的时辰也是前定的。这就是困境所在。
    所以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是“碎片”,所以我们是“碎片之中的天才一代”,所以我们集体转向个人体验,等待着一个伟大契机的到来。

        许晖所谓“碎片中的天才一代”,我却宁愿称之为“志大才疏的一代”,他们以“想象中的辉煌”来表达这一代征。除此之外,他们还有更为深刻的另外一些代征。这一代人共同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:
        童年。没人管没人问,在野地里疯玩,时代的震荡偶尔经过他们并不十分在意的眼帘。
        少年。上中学,毕业后有的上大学,有的赋闲;经历平凡,校园平静。写诗、唱歌、读书、幻想。
        成年。上班,进入社会。社会开始变幻。就国家而言,这是从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的转化;就他们而言,生活开始从玩味滑向无玩味,从精神世界落向无精神的世界。世界突然开始加速度了。
        这一代人的共性就在这个经历中发生了。除了高晓松,我们还可以看张楚、窦唯、骅梓、小柯、金得哲、章鹏、金武林、张亚东甚至陈劲,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幻想的气质、漫游的气质甚至梦游的气质。因为他们的童年在漫游,他们的少年也在漫游,那漫游让他们只有一个世界——自我的世界,心灵的世界,他们就一直在一个封闭的、诗意的、远离现实、充满玩味的世界游荡和嬉戏着。不知怎么,生活一下到了他眼前,社会一下到了他眼前,漫游断裂了,同时因这断裂而更见刻骨铭心。于是他们最美的记忆,便永远留在了那最初的日子——童年和少年、田园和校园、儿时玩伴和大学女生。
        高晓松所念念不忘的白衣飘飘的年代,便是他的校园时代,推想起来,那大概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。那是中国当代史上诗人如云、诗情如云的几年。校园里亦才子佳人,一时之盛。校园生活闲荡的特质,它的率性风流、随心婉转,刚好是对童年漫游生活的贴切延续,而毕业则是断裂的开始。确实,这一代人一生(?)无重大经历,但他所处的跨时代性(文革—改革—工业化—市场化),却使社会的重大经历像放电影一样(对,仅仅像放电影)一一掠过他们的眼前。所以这一代人能够感知时代,但又和时代有着距离。他是夹在中间的。他的童年落在文革的尾巴上,跟他有关又跟他无关,过朴素的生活,受道德的教育;他的成年搭在新时代的车头上,几乎是突然间加速度了,上班、守点、奔波、拚命。而他几乎天然地是习惯了散淡的,从童年到少年,他品味着自己的心,看着世事变化,若有所思,若有所解,而任何世事不和他发生肉体的、生存的、物质的关联。这件事后来让他感到,那是一种多么好的生活,一种精神的生活,他知道那里面心灵的丰富,从而知道现在不得不容身的世界的逼仄,知道孜孜求利的无趣和缺陷。
        于是,这代人是观望的。生活在他的外面,革命在他的外面,这些被他的父母、兄姊们抵挡着,使他们不陌生,却又能置身事外,若即若离。于是,他最习惯的姿势是坐着,漫无目的地随想。像窦唯坐在湖边,看着水中的光线失神,可以看一天,看一年,看十年(他一直就是这么看着过来的,但现在他不能看了)。无从表达,无物表达,业已哑默。最后想什么都不知道了,模糊的词句渐渐弥漫,成为毫无意义的单字,在脑中一闪一闪。想一想,从《晚霞》到《黄昏》,为什么正是这一节成为窦唯音乐中最贴心贴肺的瞬间?因为,这正是这一代人反复经历过的最深的体验之一——处在生活的边缘,无所事事,无所思思,像禅宗里的坐忘,隔着尘嚣,塑造了一种——坐着的人生。
        这代人有着天生的、永恒的距离感。他成了历史的观看者。所谓观看者,就是历史上演的一切都跟他若即若离。文革他经历过,远大理想的教育他经历过,但他却并不是参与者,这些东西没有跟他发生切切实实血肉相连的关系。其后,实利社会来临了,这二十年来中国最重大的变化,他也在经历了。但这种经历因为和他理想主义、道德主义的幼年根茎相悖,也产生了一种疏离,这使他并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拥抱一个新时代;他并不十分渴慕成功,也不十分仰视那些所谓的创业英雄和商界巨人。而在他其后出生的一群,如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那拨人,却不存在这种疏离,他们一开始就处在致富、竞争、创业、发迹的现实中,所以并没有抵触,而极容易表达出彻底入世的品性,他们是崇尚功利的,他们是崇尚现世的奋斗的,这种底色与六十年代人有着鲜明的差异,所以他们很快地就投入了挣世界的大军。而六十年代人所经历的心史什么也没留下,却令人惊异地留下了对理想和道义的敬重,虽然这种理想和道义的内核随着一个时代的转型,随着这代人校园生活的结束已经被紧随而来的现实一层层地消解了。过去的东西没能固定他,现在的东西只是消解过去,也不能固定他,未来的信念在他最幼小的心灵中扎过根,但成长在不断地摇晃它,所以这代人和过去有距离,和现在有距离,和未来也有距离。这塑造了一种——观看的人生。距离,这是这代人最核心的东西,其实这代人身上几乎所有的特质,都和距离多多少少有一定关系。
        这代人是生在城乡结合部的。这不仅因为他在童年和少年,因为“抓革命促生产”家长无暇,因为“教育要革命”的学制松散,而成了无人过问的野孩子,在树林、废墟、野地、田间留下了他一生都不会磨灭的自由自在的好日子,像是城镇、又像是农村的日子;而且,培养了塑造了他的七十年代的城市,其清冷萧条和今日城市的繁华忙碌相比,也十足地像一个城乡结合部。城乡结合部,由于在这之间的长期经历,已经塑成这代人精神上的一种形态。他对城市和乡村都似懂非懂,既熟悉又陌生:对自然状态倾心,但没经过农村的作息;城市是他的栖身地,但又感到格格不入。因为无人过问,他的周围从来都没有规范的社会组织,他想让他的以后也没有规范的社会组织。这种经历教给他的最深刻的东西,是对无拘无束生活(艺术生活?)的着迷,这致使一些人在成年后不惜以流浪的方式去回味,去尝试。而他所经历的在他的生命中可以说是断裂的两个时代,使他对两种生态都有撕心裂肺的观照;他的立场和情感,永远有农业时代/工业时代,本土文明/外来文明,个人体验/社会规范两种界面,这两种界面的相反相成,也是他经常所能提供给你的风景。
        这代人是极度矛盾的,因为他生在现代中国变动最快的年代,这个年代刚好横过他的整个成长阶段。一开始,他保有纯真,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,所以他相信善良的价值。并且这几乎成了他在各个时期安身立命去除不尽的底色。从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,刚好是他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成年,他在成长过程中所一点点改换、一点点建立的价值观,又在这成长过程中随时地一点点地蚀落。所以他在这里,又不在这里;相信着什么,同时又不信着什么。在思考和抒情中,他会一边建立,一边拆除。既保有对价值的认定对高尚的敬仰,又对这种认定和敬仰保持距离。既肯定自己,又打趣自己;既贬损自己,又赞美自己。这几乎成了他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。比如,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是纪念一位诗人的,是掏心掏肺的纪念,代表高晓松内心里最动情的深处,但高晓松接着就会说:谈不上纪念,找个机会抒怀罢了。摆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。当然,这只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例子。足道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形:可能其先其后的两代人,都还有一种比较坚定的处事观,因为他们都得到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塑造,面对生活可以比较坚定,背弃或投入,都可以比较彻底;而这一代却是实实在在的首鼠两端,游移不定。通常的情况是,他认可每一个价值,同时承认每一个的局限。他相信得很深沉,怀疑得也很深沉。这既不同于一个有信仰的人,也绝然与怀疑论者相异。在崇高的事物面前,他是非常深切和动感情的,不会像他的后辈那样浑不经事;在新的事物面前,他有探究的欲望,也不会像他的前辈那样一味地拒斥。他有历史感,他有信念感,区别于最新一代之轻;他崇尚精神境界,但又不否认世俗玩味,这又跟老中一辈人判然有别。
        这代人是表达不清的,前面我们说过,在他成长过程中就不断接受一个个价值,又不断看到一个个价值的流失,所以他始终没获得一个稳固的、核心性的东西。他们几乎一下子无法表达了,刚要开口,他内心中的矛盾已将要说的内容抵销一空。因为无法自表,他们是甘于朦胧的,或者说,朦胧是他们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,一种立场。他们对已逝的东西脉脉含情,对现实的东西保持距离,对自我倾情,对未来忧心,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。
        这代人是天然地感伤的,像高晓松说的:“写歌是一种瘾,就像回忆是一种病,而感伤是终身不愈的一种残疾。”
        这代人是边缘的,他们喜欢在时代的边缘行动。少年时期,他在文革的边缘;青年时期,他又在经济大潮的边缘。
        总之,他们是过渡年代的过渡体,拥有前后两代人的特点,并同时成为两代人的观察者。看戏,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了,而内心矛盾的相互抵销,会让这中间的一部分人失去行动能力,甚至失去说话能力。
        明了了这一切,我们才可以听懂窦唯分不清哪是梦哪是现实的碎片一样的田野美景,听懂“阴晴圆缺在窗外,心中一片艳阳天”的暗示,明白为什么窦唯那颗心会变成琥珀。窦唯的大意或许可以用它的一段歌词略解:“何不来抱着我,何苦要不停的说,也许最好不说,也许不必太难过。”
        才可以听懂骅梓对人生的幽迷和对情感的珍惜,感受他伤感的唯美情怀所连接的两个年代,原来一边是伤逝的过去,一边是匆忙的现实。桦梓的批判也可以用它的一段歌词略解:“人们不知原来,似乎懂得现在,时间虽然向前,却永远经历朝代。”
        才可以真正听懂高晓松,懂得“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”之句背后的内涵。即使那些浅浅的风花雪月,也落满了变故,落满了永恒。校园是冬季的,宁静里有着冷清,可是没有了爱情诗人和流浪歌手。青春是无悔的,因为它已远去,但总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。而事也是久违的,但它想起来还是甜的,而久违的人还在相册第一篇,而最记住的话是“会永远”。俱往矣,但俱往的东西是多么好。一切都是追忆式的,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而言,追忆中的一切即便再平凡,仍会有一股强大的内心驱动把它化为永恒。他们太爱永恒了,愈不可得愈爱;不变,像一个永不企及的梦,在他们的经历中一次也没发生过。事实上,真正促使高晓松激情辗转的,是现在的生活——上班、谋生、运转——一个没有心情、匆匆忙忙、动荡不已的世界。
        岁月不留痕啊!天地不仁,我们终会模糊得连相片也看不清吧。但那又怎么样呢?那过去多么美,它留在童年里,留在少年里,时时地拿出来揣摩,变得日益光滑,而经历着动荡的时代之潮的剧烈冲洗,它竟变得像珍珠一样珍贵和灿烂了。
        在这个过渡的年代,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隐约登场了。随着工业化的深入,随着紧接而来的科技时代,所谓的代却会瓦解。新的社会现实,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面对。我想,也许不会有许晖所说的“一个伟大契机的到来”,它能够留下来的,仅仅是面对方式上的一些特征吧。

1996年11月30日

首发于《读书》,收录于《我听到了幸福》,三联书店2003年1月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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